我的space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一方面太忙，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什么事件触发我的文思。我不愿意硬挤点什么干巴巴的文字放上来。所以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今天在和一个北大生物专业的同学聊天的时候，胸中突然又开始涌动文思了。他是我今后在Cincinnati的准同事，也是林鑫华教授去年10月回国访问的时候挑中过去交流做课题的。林教授刚给了他我的email，写信过去，他很快回了。今晚正好两人都有空，就聊起来了。作为做果蝇的同行，聊得最多的当然是课题，老板。他说他老板不牛，人品也不好，他出国这件事情，老板一直含含糊糊，三天两头改主意，现在同意了，但是整个手续过程却都要在他掌控下进行。若不是因为他研四了快毕业了，课题也基本做完了，才不会把他推到Cincinnati去。

我的老板就不同了。聊着聊着我越发感激我的导师李明发教授。想来，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放我去那里交流的：他回国才两年，林鑫华教授邀请我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实验室才建立了一年半，我当时一个人承担了实验室拿到的第一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刚刚进行了三个月的实验，有了那么一点点最初步的苗头，规模宏大的设想还需要长期的实验来验证和摸索。当时大师兄的课题经过一个关键的实验，已经被证实失败了——虽然对于基础科研来说实验设想和实验结果南辕北辙其实很正常，但是我们实验室创始时期三个方向的摸索就瞎了一个，找到突破口的希望就少了三分之一。二师兄的课题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始，一切都停留于设想，希望完全是虚幻的。当然现在二师兄的课题进展相当顺利，有望成为我们实验室近期主要的发展方向，但这是后话。在当时，老板唯一能够寄托希望的就是我的课题，而且他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能不能通过中期审核拿到后续经费支持也就看我的表现了。老板曾经很诚恳地跟我说，现在面临的是实验室现实生存和长远发展之间的选择。派我出去，对我个人的好处无须多说，对实验室来说长远看起来是个人才和技术的储备。我在那里可以在各方面实时地帮助两个实验室之间交流，回来之后也会用学到的技能和思想来提升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水平。但是我一走，如果没人能够顺利接手我的工作继续这个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话，我们实验室的生存问题太大了。当时我和两个师兄一人一个方向，每人都是独挡一面，各人的实验技能，知识背景互相重合都很少。而且实验室人手并不多。一般的老板在这样的情况下肯定是抓住学生不放，干出点东西哪怕是证明了思路彻底错误再说。但是老板思考了几天之后，还是决定放我走。当时还并没特别感动，但是和这个北大同学的老板比起来，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老板是多么好的人。他发动了整个实验室的人来填补我走后留下的空洞，和每个人谈心，希望他们能够分摊我的工作，支持我作为实验室派出去取经的身份去为实验室远期发展作贡献。他给予我做得并不怎么样的工作以很大的肯定，给大家信心。他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了整个考虑的过程，最后决定派我去的原因。我能从他的眼光中读到他的诚恳，他的担忧。那几天他经常静静地坐着思考，明显憔悴了好多。我出一次国，老板付出的心血却比我多得多。

我们老板没有院士，长江学者那些华丽的光环，但是他在果蝇遗传学和发育学领域的功底是扎实的，他从博士到博后十年间就是辛勤地工作在这个小小的领域。他不会到处打交道，从来不做空中飞人，他不会绞尽脑汁争取各种各样的头衔和经费，与那些成天跑经费，接项目，却顾不上指导学生，只是让他们给自己打工，自主沉浮淹死了也不拉一把的“大牛”老板完全是两路人。我们几乎随时都可以敲开他办公室的门，汇报实验进展，探讨科学问题，寻求帮助和启发。他尽他一切的可能为我们创造各方面的条件，包括请国外同行访问，带我们参加全国学术会议，帮我们联系各个合作单位，等等。他读的文献比我们多得多，我们做的课题他了解的信息最多，但他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我们头上，总是鼓励我们自己从广泛的文献阅读中寻找思路，然后给出一些适当的建议和意见。他在国内的环境下给我们尽可能严格和系统的学术训练，让我们练就扎实的学术基本功，以至于10月份两位国际同行（一位是顶尖生物学杂志JCB的编辑William Wells，一位就是林鑫华教授，我今后两年的“现管”老板）访问我们实验室的时候，都说我们的课题起点高，非常有趣而且有希望，并且林教授看中了我，回到美国后马上就邀请我去了。

又想到了我一路走过来的学术道路，突生万千感慨：人生的一个个重要环节，我都瞎打瞎撞地走对了。如果没有选到李老师这样的好老板，我就不会有机会被林鑫华教授选中去美国深造；如果大四的时候没有徐晋麟教授的推荐，我就进不了李老师的实验室（大四做毕业论文选导师的时候，我自己去找李老师吃了闭门羹，他说因为实验室刚刚建立，规模太小，不再招人了。徐老师出马，以我在他那里做PRP期间的表现，说服了李老师）；如果大二的最后一天我没有在徐老师办公室门口偶然碰到一个去找他商量PRP课题的同学，然后带着一直在思考的家鸽生殖问题进去毛遂自荐要求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徐老师当时没有支持我立项申请PRP经费并和一群同学一起做了一年的实验，他就不会为我出面去和李老师说情；如果高考报了复旦，也就不会有机会遇到徐老师，更不会有机会作为本科生立项“主持”一个科研项目，虽然其实基本属于纯粹好奇心驱使的科学游戏。假如真的进了复旦，当然那里的发育生物学整体很强，如果本科毕业就申请成功去了美国某个与林鑫华实验室水平相当甚至更高的实验室也罢。但如果在复旦读研，还能否遇到人品这么好的老板，甚至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

经常有人说曾经遇到了改变或者决定自己一生的人。我想，徐晋麟和李明发两位教授都是这样的关键人物。徐教授在我们学院是威望最高的老前辈，但是他永远那样谦虚，同样是随时在办公室里接待各类求助的同学；他主讲的本科生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我的专业功底有一半来自他主讲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原理》，他在课上经常讲些科研实践的经验，也会说一些笑话来激发我们的兴趣；在我的PRP课题进行的全过程中，他随时提供理论和实验的指导，并且给予我足够的自主权，让我们这些学生充分享受到了做科研的乐趣，而不像绝大部分做PRP的同学那样仅仅是给别人打工，甚至只是刷试管。这一年多的科研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我在现在的实验室这一年来的收获更大。它是我科研生涯的起点，而且我是以一个“老板”的姿态，拿着3000元经费，从老生物楼309半间房间，一片空空如也布满灰尘的实验台起家，每一个试剂每一台仪器都是我和同学们张罗起来，每一个实验步骤都是我们查找文献或者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亲自摸索出来，甚至实验用的鸽子都是自己联系了学校里负责养鸽子的校工才搞到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对曾经存在的老生物楼309房间的感情比对现在宽敞的实验室更深。我经常看着照片中那小小的一片实验台出神：那每一个烧杯每一个量筒都是借来的，整齐地摆放在那里。仅有几台最简陋的仪器设备，做次实验要楼上楼下跑到处借人家的仪器，纯净水到隔壁生化实验室接好了放在三角瓶里。3000块钱经费买不了几个试剂，还都挑最便宜的，放在和人家合用的冰箱里。如此艰苦的条件，却给我留下了科研生涯中至今最美好最珍贵的回忆，以至于每次想起309门牌号的最后那一瞥，都会想哭。

我是非常幸运的，在科研生涯起步的两个关键阶段都遇到了人品非常好，学术功底又扎实的老师。如果林鑫华教授的人品也那么好，那我就实在太幸运了。

人一定不能忘本。我会一直把两位教授记在心里，无论身在何处。